自2022年4月发布后，该账号因一篇广受欢迎的文章而受到高度关注，阅读量超过百万，但自那以后便遭遇限流，能在今天依然存活似乎已经是个奇迹。到了2022年下半年，感觉到越来越多的不对劲，决意在年底解散公司，选择躺平以避开风险…… 近几年频繁的发布质量不高的内容使得阅读量从最高时的六万多降到了目前的两三万。然而，昨晚随意写下了几句对黄QF事件的感想，竟然迅速达到十万的阅读量，令我颇感意外…… 后台的留言数量众多，表明大众在黄的经济专业能力和敢于担当的官员态度上，依然给予认可。至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官方尚未公开明确结论，未曾得以多言，然而许多人提到黄在重庆任职（2010-2016年）期间，大力推动网络小贷，曾让重庆一度获得“网贷之都”的称号。2019年，蚂蚁金服在上市前夕被叫停，当时发现为花呗/借呗提供高杠杆借贷的资金均来自重庆的小贷公司。恰在两天前，宜信出现动荡，其创始人唐宁被逮捕，随之官宣黄存在严重违法违纪。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开始联想，黄的问题是否与宜信或当年盛行的网贷潮流有关。对此，我并不清楚，但许多人的记忆再度被唤醒，纷纷询问P2P是否还会偿还本金。这也让人想起，不久之前P2P行业大规模暴雷已经过去了8年，而行业被强行终结也已经有7年。往事如烟，一个行业的陨落，背后是数百万普通家庭遭受的巨大财产损失。接受行业洗牌的宜信在绝境中奋力转型，勉强活了7年，最终还是在漫长的经济下行周期里倒下。作为这一切的亲历者，我想借此机会探讨一下对这个行业“兴起如火，陨落如烟”的理解。

2010到2011年时，我还是财经记者，多次深入江苏泗洪、鄂尔多斯、温州、厦门等民间高利贷频繁发生的地区进行实地调研。2011年9月我曾写过一组长篇报道，现在网上仍然能找到。可以简单概括为，民间高利贷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金融机构如银行基于风险控制的本能，往往在经济好时愿意借出资金，而在困境时则收回借款。这使得很多急需资金的小企业和个体户因为没有足够的抵押物或良好的信用记录而难以获得贷款，只能向民间融资。民间资本追求利润，愿意放贷的人心知坏账率偏高，为了弥补亏损，需要收取更高的利率以保证收益。然而，随着利率的上升，借款人的负担也愈发沉重，进而产生无法还款的恶性循环，债务追讨的暴力行为甚至引发悲剧，导致普通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2011年，这些问题愈演愈烈，而与此同时，外部环境也在加剧困扰。首先，2008年金融危机的暴发使得各央行纷纷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带来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而那时中国在全球市场中尚未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大量低端制造业的中小企业面临原材料和劳动力费用不断上涨的压力。此外，人民币的升值以及“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通胀影响，导致国家收紧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融资的困难。最终，以浙江民营经济为代表的大量中小企业陷入生存危机，面对订单不足和微薄的利润，企业往往因接了大规模订单后出现严重亏损，被迫寻求高利贷以续命。

借贷需求的激增推动了利率的飙升，尽管普通高利贷的月息一般不超过5分，但在温州等地的高利贷月息已高达1毛，个别情况甚至达到1毛5分，年化利率达到180%。这种短期借贷对年毛利润仅在3%-5%之间的中小企业而言，简直是饮鸩止渴。许多借款人往往面临无路可退的境地，宁愿选择高利贷而不愿静待死亡，决心暂时放弃信用，先解决眼前的问题。于是，我在当时的结论中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过四次高利贷高发的风波，每次都是在银根收紧、银行惜贷的背景下。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打破金融垄断，允许国内融资市场向民间资本开放，颁发民间借贷机构的特许牌照，进行严格的监管。真正的关键在于，既要释放无法遏制的市场需求，又要确保不出现放任自流的乱象。监管的必要性不容忽视，确保规范经营是至关重要的。在厦门采访期间，我首次接触到宜信，了解了这一当时刚成立的营业部经理。关于中国网贷的“先锋”，市场一直存在两种评判标准。严格按照P2P概念，每笔借贷应保持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直接对应，平台仅作为中介收取通道费，而不直接涉及资金。然而，宜信则因其创始人唐宁以个人身份直接借款并拥有债权而被认定为业内的先行者。

尽管宜信并没有金融牌照，但根据法律，个人之间的借贷只要不超过法定利率的四倍便是合法的，因为借贷是由自然人进行的。宜信能够在这一法律空子中迅速成长，其业务模型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这种依靠规避法律的模式显然无法长期维持，也存在天然的风险，对其长远相关性形成了挑战。